司徒雷登(John Leighton Stuart,1876.6.24-1962.9.19),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、外交官。1876年6月24日生于杭州,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。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,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(即后来的之江大学)。1906年,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。1908年,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,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。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、校务长。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,1949年8月离开中国。

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(《Farewell Leighton Stuart》)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,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。

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,从血统上说,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。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,自己“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”。清朝同治、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,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(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),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。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,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。在大学期间受“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”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,立志于传教。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,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开始从事传教,并钻研汉语。

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。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。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。

民国8年(1919年)1月,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,此后,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司徒雷登四处募捐,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,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、许地山、邓之诚、郭绍虞、顾颉刚、赵紫宸、容庚、钱穆、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,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,1927年,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,促进中美文化交流。到1930年代,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。

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,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,又国际化,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、员工互动交流,对待学生和蔼可亲,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,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,九一八事变后,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,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。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。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。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,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。

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,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,被日军关在集中营,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。1945年,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(后为校务长),直到离开中国。中华民国35年(1946年)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,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,又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,培植中间势力。同年10月,来杭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之墓,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“杭州市荣誉公民”称号。当时有人这样评论:他“既是政客又是学者,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”。

1949年4月,解放军攻占南京,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,留在那里。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,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,随即退休。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,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,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,但是被提前召回,未能成行。8月8日,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,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,说他是“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”。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,“司徒雷登”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。

回到美国后,他先被国务院下了“禁言令”,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。患了脑血栓,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。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。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,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。

主要著作有《启示录注释》《司徒雷登日记》《在华五十年──司徒雷登回忆录》等。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:“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,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、文化、教育各个领域,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。”

2008年11月17日上午,杭州半山安贤园,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。回到中国安葬,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,他自称“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”。至此,他的遗愿才算完成。